印度实现吸引外资目标争议大
现代的法律以赋予和保障权利为主要意向，人们无论如何理解"权利"的含义，都不会否认权利是现代法律的主要内容。
哈贝马斯认为，社会整合的理想状态是法律的事实性与有效性两者完全重合。首先，这种理论摆脱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主体哲学进路的民主观，不再从单个主体或宏观的集体主体出发，而是从主体间性的视角出发，从而把主体消弭于无主体的交往中，因为"公共领域之交往网络中所发生的理解过程，体现了一种高层次主体间性"，是"无主体的交往过程"， "而无主体的交往那个形式仅仅地控制着意见和意志的商谈形成过程，" 这样，商谈论的民主就走出了主体的封闭性和主-客进路的狭隘性。
与此同时，在行政权力无所不在，政策代替法律的时代，人民当家作主也往往徒具其名，而无其实。理性道德与传统道德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它受理性反思的拷问，它的基础不是超越的神灵，也不再是"一向如此"的传统，而需要经过理性论证的考验。谈及民主，读者不仅疑问，现代西方不是一直存在丰富的民主理论和实践吗？既然如此，哈贝马斯强调民主是否多此一举？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以来，西方虽然不乏民主理论和实践，但是它们归结起来主要属于两大模式，一是自由主义民主模式，二是共和主义模式，这两种模式虽然各有特色和长处，但对于现代的社会整合而言，它们各自都存有不可克服的缺陷，因此需要对它们进行商谈论视域的重构，从而实现扬长避短的超越，开辟出第三条民主的路径，即商谈论基础上的民主。哈贝马斯认为，自由主义坚持人权高于主权的观点缺乏基础，从所谓的自然法进路并不能证成人权的合法性，因为并不存在承载并施行"自然法"的"自然状态"，同时，自由主义视域中单个主体无法就"自然权利"的内容达成共识，因此，作为基本人权的"自然权利"就难以主张其普遍性。还有，政府和民间组织和学者也开始广泛参与国际人权的理论和实践的各种活动。
第五，现代社会和国家将宪法性基本权利转译成对私法关系具有约束力的法律，用以权衡利益冲突和协调价值冲突。然而，如果拒绝这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不仅会受到来自西方和国际社会的政治压力，还会在国际经济、贸易和文化的交流方面蒙受损失，因为在全球化的时代，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因此，非西方国家在签署和批准这个公约上面临更加艰难的抉择。良俗（善良风俗）是指国家社会的存在及其发展所必需的一般道德。
公序（公共秩序）是指国家社会的存在及其发展所必需的一般秩序。后者，正是政府有关部门、宗教界人士和专家学者进一步探索的重大课题。再将宗教活动场所作为捐助法人的一种，最终实现宗教活动场所的法人化。（3）宗教活动场所法人是公益性的捐助法人
在他看来，如果没有第一类权利，社会成员私人自主就缺乏保障，第二类权利即社会成员的公共自主权就会落空。主张虽然多种多样，但归结起来主要可分为三种立场。
人权普遍论者认为，人权之所以成为人权就在于它是普适的权利，人之为人生而具有某些共同的特性，因而应享有某些基本的人权，自由主义者就坚持这种主张，并把人权称作"自然权利"。"在一个多元社会中，这个问题尤其至关重要，在那里，整体的世界观和具有集体约束力的伦理业已解体，存续下来的后传统的道德良知不再能够替代那种曾经植根于宗教或形而上学的自然法。哈贝马斯认为，所有权利都同等重要，相互支撑和互为前提。就一般道德规则而言，这种虚拟商谈增加了认知的不确定性，因而需要把其中的重要内容纳入法律，法律商谈是在特定国家范围内的实际商谈，从而使道德内容获得了确定性。
他认为，上述宪政原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架构，可以为民主提供基本的结构和基础平台，具体内容则有民主过程予以确定和发展。如果各国的立法都只考量自己的利益而置道德的要求于不顾，就会产生和加剧各种冲突，甚至会导致国家之间的战争乃至世界大战。国家虽然负责制定法律和实施法律，但这些法律旨在保护个人的消极自由，为个人的行为提供一般性合理预期尺度，为个人选择和博弈提供基本的游戏规则。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只有公民通过民主的自我立法途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法律的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紧张关系，由此法律才能在具有合法律性的同时，具有真正的合法性。
在哈贝马斯看来，自由主义的典型实践模式是英国和美国的宪政模式，而共和主义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雅各宾专政模式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四、法治与民主：走向良性循环 进入现代社会，政治哲学和法学理论对于政治权力的地位和功能以及负面效应进行了不同进路的探索，无政府主义对它则采取敌视的立场，自由主义对它采取防范的态度，卢曼的系统论对它采取默认的姿态，共和主义对它采取吸纳的态度。
哈贝马斯所探讨的法律"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涉及的就是法学界长期争论的"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关系。为此，哈贝马斯对这三种民主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
他主张把经济系统排除于市民社会之外，以便使市民社会成为公共领域的重要基础。因此，一个社会要确保法律得到遵守，必须同时满足两个要件，一是具备推行法律的强制力，二是使法律成为值得人们遵守的规则。理性道德与传统道德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它受理性反思的拷问，它的基础不是超越的神灵，也不再是"一向如此"的传统，而需要经过理性论证的考验。但是，在现代的多元复杂社会，公共美德、伦理共识和文化认同往往可望而不可及，宏观主体的整体主义统合无疑会抹煞差异和压制多元，甚至会演变为"多数暴政"和"集体专政"。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他的理论完美无缺，也不意味着笔者缺乏批判意识。这就要求立法者在进行法律商谈时，首先询问有关实用的或伦理内容是否涉及道德问题，如果涉及道德，就应首先进行道德商谈，然后再进行实用商谈或伦理商谈，从而确保法律中的实用内容和伦理内容与道德相一致。
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诉诸交往理性和商谈论民主的重构，可以从程序的进路重建法律的有效性，从而缓解法律的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同时又允许并维持两者之间的适当的动态张力。在国际上，如果恪守主权绝对论不仅会加剧国家之间的冲突，而且会放任特定国家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而这对于受到侵害的人们而来说无疑是一种道德冷漠和正义缺失。
卢曼的功能主义系统论改变了传统上寻求法律合法性的进路，宣称法律已经成为一个脱离了政治系统的独立系统，法律的合法性源于自身。这就根本上超越了西方权利理论和实践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然权利"理论。
五、超越传统法范式：走向程序主义法范式 形式与实质是哲学中的一对范畴，前者是指事物的外在形态或条件，后者是指事物的内在价值或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独立自主和持续的和平为实现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提供了可能，但是"以俄为师"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导致了个人单位化，单位部门化，部门国家化，因而个人成为国家之人，在大公无私的体制下，个人自由的空间十分狭小，私人自主几乎没有存在的余地。
哈贝马斯指出:"在商谈论的法治国概念中，人民主权不再体现一种自主公民的有形聚集之中"。在各种规则中，法律规则自古至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哈贝马斯认为，自由主义坚持人权高于主权的观点缺乏基础，从所谓的自然法进路并不能证成人权的合法性，因为并不存在承载并施行"自然法"的"自然状态"，同时，自由主义视域中单个主体无法就"自然权利"的内容达成共识，因此，作为基本人权的"自然权利"就难以主张其普遍性。为此，只要使法律重新扎根于生活世界，并在立法商谈的基础上变成合法之法，法律就可以产生交往权力，如果运用这种交往权力来导控行政权力，就可以防止行政权力超载运行并"自我编程"，从而确保行政权力按照民主立法规定的方向和范围来合理地行使。
显然，这种方案既明显区别于法律实证主义，又不同于自然法理论。实际上，近年来中国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公共领域空间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它业已成为了民意的"蓄水池"，民权的"震荡棒"，民情的"传感器"、"共振板"以及社会危机的预警系统。
其次，在现代社会，法律的合法性基础既不能诉诸神灵，也不能诉诸传统，既不能冀望政治精英，也不能诉诸抽象的自然法理念。程序主义法范式就是指商谈论基础上的民主立法范式，其要义在于以下几点。
最后，在现代社会，法律的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无法彻底消解，因为法律合法性外在的、客观的或终极的基础、根基或标准已不复存在， 故而只能退求其次，即通过立法过程的合理性和法律得以成立的理由的可接受性来确保法律的合法性。法律实证主义也有不同的变种，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上，奥斯丁与哈特代表了两极。
当然，基本权利和宪法原则也要继续受到商谈的检验并不断改进，但是这毕竟从根本上降低了立法者进行道德商谈的负担。福利法范式下的"个人"仍然是单个的人，没有从主体之间互动的视角出发来考虑问题，因而这种范式与形式法范式表面上相对立，实际上却联系过于密切，属于同根同源。在国际上，各国的基本人权如果是从商谈论角度所形成的普适性权利，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宪法原则也就具有了普适价值，所有国家的宪法都具有这种普适价值，各个主权国家之间依照本国的宪法行使权力就不会发生根本冲突。哈贝马斯认为，上述弊端引起了改良主义的反思和实践的转向，由此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时期转向了福利国家时代，与此相应，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范式也发生了转变，即由形式法范式转向了福利法范式。
两者虽然从个人中心主义和社会中心出发，但是最终却都陷入了国家中心主义的结局。就其差异而言，第一，自由主义民主的原型是市场，因而突出个人的竞争、博弈和选择，结果是目的理性基础上的妥协。
第一，政府为了调控市场而避免经济危机，"无形之手"开始变为"有形之手"，政府从幕后走向了前台。它的初衷是确保私人自主，但却妨碍了私人自主。
关于国际人权，其中最重要的人权文件是《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哈贝马斯认为，这两种法范式的根本错误在于它们都从单个主体出发，带有目的理性的明显特质，前者对于公民事实不平等的负面效应麻木不仁，后者对于国家的家长主义的姿态视而不见。